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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成钢:2019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贡献是方法论@网易研究局

10月14日,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阿比吉特·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和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他们为什么可以获得诺奖?如何看待当今世界经济学的发展,网易研究局采访了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美国科斯研究所理事许成钢。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为什么授予阿比吉特·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和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三人?

许成钢:今年的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有两位是我的同学,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是我的低年级同学,阿比吉特·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是我的高年级同学,我和他们二人都是朋友。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是阿比吉特·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的太太。

他们三人是做同一个类型的工作,基本是关于发展经济学的实证研究。诺贝尔委员会在致辞中提到贫困,是因为贫困问题是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之一,而且他们比较侧重的重要问题之一是贫困。但实际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受奖原则一定是学术贡献,而不单纯是某个问题。他们对学术界造成的影响,是在发展经济学的实证研究上,不仅是贫困问题;而且他们在实证研究的方法方面,在经济学里有普遍影响,不仅是发展经济学。

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大部分是理论,第二大部分是实证。他们的重大贡献在实证方面。传统上,经济学里的实证工作主要是用经济计量学的方法(翻译成大众的语言就是统计学的方法)来处理大量数据。用统计学的方法来处理数据,在经济学里已经有一百年历史了。

人们发展了大量大发棋牌APP下载手段,努力用统计学的方法,在数据里寻找规律性现象。而规律性里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因果关系。社会科学从来都面对一个如何做实证研究、如何在实证研究里找到因果关系的重大挑战。以往人们说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不同,甚至人们可以说社会科学或经济学不是科学。一个学科是不是科学,关键不在是否能构造理论,而在于理论是否能得到证据的验证或者否定。作为科学的学科,理论的基础来自于实证的证据,理论被承认,仍然依赖实证的证据。如何弄清楚证据、如何找到因果关系等,是经济学和社会科学面对的挑战。

用传统的统计学方法去判断因果关系,从来都会遇到基本困难。他们三个人的重要贡献是改变了实证工作的方法。

除了使用传统统计学方法之外,他们在经济学里,大量使用了实验的办法,这就是他们的主要贡献所在。

过去人们说社会科学或经济学不是科学,理由之一就是不能做实验。因为人们不知道如何在社会科学问题,在经济学问题中,做实验。他们三个人最大的贡献就是使用了实验的办法,来研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所谓贫困,就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他们三人里第一个开始大规模做实验的是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他从哈佛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麻省理工学院,当年他才刚工作几年时间,就获得了十分著名的“天才奖”(麦克阿瑟奖(MacArthur Fellows Program or MacArthur Fellowship))。他用获得的50万美元美元奖金,在非洲的贫困地区,做了大规模的实验。这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之后他们一直做这方面的工作,在经济学界影响很大,使得整个发展经济学领域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有时候开玩笑说发展经济学被他们“统治”了,所谓“统治”并不是指强权统治,而是大量研究者们在方法论上的追随。

通常人们觉得获得诺贝尔奖一定是有具体贡献,比如实证工作发现了什么。我的个人看法是,他们三人更重要的贡献是方法论,而不是具体的发现。他们发表了很多论文,每篇论文讨论的问题都很专业。如果说具体的每一项发现,我个人的看法是,虽然有重要性,但大概都不是特别特殊重大。重要的是这个方法论形成了很大力量,这个方法论变成了现在经济学的主流研究方法。

有人说,近20多年来,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者中,似乎已经没有哈耶克、科斯、弗里德曼那样的经济学思想巨匠,这是否意味着目前经济学的发展已经进入瓶颈期?

许成钢:不管在任何学科里,特别有影响的巨人都是极少数。不仅仅是经济学,物理学也一样,自从一个多世纪前爱因斯坦在物理的重大突破以后,至今的物理世界仍然是爱因斯坦世界。过去了100多年,也没有出现过这种类型的再突破以及这样的个人。所以在任何学科都一样,真正影响特别巨大的个人是很少的。科学的主体是无数人,分别在许多具体领域里,做出许多具体贡献。

当然,经济学也和物理学、生物学等一样,面临着很多困难,其中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到底实证工作应该怎么做。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给了他们三人是不是意味着这个方向上就有了重大解决?我个人看法是没有。他们在这个方向上有重大推动,但我并不认为眼下他们已经做的工作,就是真正为社会科学、经济科学解决了实证工作的方法论问题。我认为这里仍然没有结论,只是承认他们在朝这个方向推动的贡献。

经济科学、社会科学面对的理论挑战的第一点就是理论和实证、理论和证据的关系。过去二十多年曾经多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博弈论、机制设计理论和契约理论等,都是理论工作。但理论工作碰到的最严重的挑战就是它和实证的关系。在经济学里,这个问题至今没有解决好。今年的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贡献是帮助推动实证工作,但他们推动的实证工作距离能和经济学理论挂钩,仍然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我这里希望指出一点,这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三位同事里,其中两位都是从研究理论,转为研究实证的。我的前后两个同学(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和阿比吉特·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在哈佛大学时,都是马斯金(Eric Maskin)的学生(我也是马斯金的学生),从事理论。在他们做年轻教授期间,仍然集中做理论研究。后来才转为主要做实证工作。我讲这个背景的原因,是为了说明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挑战。数学和应用数学可以不关心证据的问题。但经济科学不是数学,也不是应用数学,而必须要关心证据的问题。但建立理论和证据的关系,在经济学里是一个重大挑战,这个挑战至今未能解决,可能永远也不会解决,而只能是不断推进。

曾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多数最有才能的经济学家都研究理论。但后来人们发现,那个所谓的理论更像应用数学,而不再是科学了。自从金融危机以来,很多人们说,经济科学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困难的源头就是大量的理论工作与实证证据脱节。

在这个背景下,最近十几年来,越来越多有才能的年轻学者们转而集中做实证工作。但反过来说,实证工作是不可能离开理论的。现在经济学面对的另一个挑战是大量做实证工作的年轻学者对理论了解得非常少。实际上,在没有理论指导的情况下,实证工作变成了数据挖矿,那原则上是做不出科学的。很多人只是跟着潮流走。任何好的实证工作一定要有理论的指导,这两者不能分开。

经济学理论碰到的另一个困难就是缺少“大的想法”。

所谓理论实际上是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大的想法”,一个层次是把想法变成严格的模型。

  • 经常有一种混淆——认为只有“大的想法”才是理论,但为什么只有“大的想法”通常难以形成完整的理论?因为作为科学,理论必须要能用证据来验证。而为了验证,就需要通过严格的逻辑推理,推出可以验证的结果。没有后面这些步骤,就难以验证。没有验证的结果,就不能成为科学上承认的部分。
  • 另一个流行看法认为,只有数学模型才是理论,这也是一种混淆。因为任何数学模型的来源一定是“想法”,一定是想法在先、数学模型在后。任何科学理论的发展都是这样:当没有任何人有“大的想法”时,所有数学模型都是越做越细、越做越窄,只有出现一个“大的想法”以后,才能把问题推到大的方向上,然后又有许多人越做越细、越做越窄。

刚才我提到,在物理学上也没有再出现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

他是一个人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提出“大的想法”,二是把“大的想法”变成非常严密的理论的推导。重要的是,他的“大的想法”本身,是从大量系统性的、观察到的证据里产生出来的。这与另一个巨人牛顿相似。没有证据为背景的“大想法”,很难建立经得起实证检验的理论。在经济科学里,现在比较缺少“大的想法”,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和学科越变越窄有关;另一方面,也因为人们收集证据越来越窄,缺少大尺度,跨领域的,系统性的证据。

中国目前还没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您觉得中国经济学者什么时候才有机会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欠缺在哪些方面?

许成钢:实际上重要的不是诺贝尔奖,而是社会科学本身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时间很短,中国的社会科学是从改革开放以来才慢慢重新开始建立的。从整体上讲,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环境很不利于社会科学自身发展。在任何学科,重要的问题绝对不是得奖,尤其是当这个学科还不发达时,过度讨论得奖的问题不仅其实并不重要,而且误导。

比如,从这次诺贝尔经济学奖授奖的方向和获奖者也能很清楚地看到我刚才讲的内容。为什么授奖给他们?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方法论,他们在方法论上已经造就了重要影响,已经形成了主流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就授予了他们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从整个学科发展上来讲,得奖的是哪几个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学科是怎么发展的。中国经济学科发展本身还相当弱,所以如果要关心这个问题,首先应该关心怎样让中国的经济科学更好地发展才更为重要。

许成钢:2019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贡献是方法论


许成钢,(1950年12月31日-),1982年获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硕士学位,1991年获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副教授,现任香港大学经济系教授,欧洲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研究员,《亚洲法与经济学学会》主席等职。为三个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学术期刊的合作主编、十多个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学术期刊的编委或学术顾问。曾为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发展署,英国财政部,欧洲开发银行等做过顾问;为国务院,人民银行,国家统计局,社科院等中央机构提供政策咨询及政策研讨。在十多个国际经济学及法学学术期刊发表过论文。应邀在欧美亚几十所主要大学,研究机构,中央银行及政府机构做过学术报告或讲学。研究领域包括金融监管,企业治理与企业财务,法与经济学,中国经济,制度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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